“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胡晓菁
20世纪80年代，国内科学技术界有一个热议的话题——迎接新技术革命和挑战。那时候，美欧日苏等都在制订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计划，以期抢占高技术桥头堡，掀起新的科学技术竞争浪潮。
面对这种国际局势，中国怎么办？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青年时代经历过国家积贫积弱状况的王大珩深感落后就要挨打，要始终站在科技的前沿，不断创新，永远进取，国家和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座谈会上，有人认为我们国家目前尚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还是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为好；等人家搞出来了，我们的经济实力也强了，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引进他们的成果，为我所用。
但王大珩却认为，现在不做，到下个世纪就跟不上了。从他的言语中，能感觉到他的焦急心情，这的确是他亲历“两弹一星”工程的经验之谈——我国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迎接新技术革命和挑战。
王大珩大力呼吁、逢会必讲。他说，高科技研究通过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小钱办大事；高技术的东西，“有一点儿”和“一点儿没有”大不一样，这是战略问题；要播下一颗高科技的种子，令它生根发芽，从而带动其他方方面面的发展。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联合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向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建议书和亲笔信，阐述了国家发展高技术的必要性。这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这之后，国务院先后组织200多名专家调查论证，而后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实施。“863”计划由此得名。
“863”计划实施后的情况，也是王大珩最为关注的，每当看到或者听到计划取得新进展，他的喜悦便由内而外流露出来。他尤其关注重点领域的发展，例如航天技术，从被列为“863”计划第二主题，到提出载人航天建议，再到1992年9月批准载人航天立项，并明确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三步走的发展规划，这其中都有王大珩的努力。
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863”计划的实施推动了科技体制的革新，即充分发挥了专家的决策作用。王大珩以战略眼光看待“863”计划的实施，认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把发展高技术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幽默地形容自己，只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高级工程师）
